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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本书的命运



   更新时间:2017-10-14     【字体: 】 

如果这本书也有生命的话,她已经58岁了。

她在这个年龄遇见我,不算早也不算太晚,因为我书柜里最老的一本书是民国元年(1912年)商务印书馆出版的《新字典》,已经105岁了。

前不久,在一家旧书店,偶然邂逅这本已经58岁的书。她是鲁迅的著作──《集外集拾遗》。她曾经是一本馆藏书,被借出近八年才归还图书馆。这激发了我的好奇心,当即决定买下来。后来的日子一有闲暇,我就会翻开这本书,一边抚摩把玩,一边猜测这本书和那位曾经借阅她达八年之久的读者的命运。

这本书由人民文学出版社于1959年1月出版,印数14000册,定价1.65元。全书收入鲁迅1903年至1936年的杂文126篇,另编有附录两个部分,收入作者早年的诗文和1919年至1936年间所拟的启事、广告、说明等短文共40篇,全书正文部分576页,厚厚的一本。打开书的扉页,盖有两枚红色印章,一枚圆形的,章文为“中国科学院青海分院生物研究所”,一枚长条形的,有“分类号”、“著者号”字样,扉页下侧盖有编号“008196”。书的封三粘贴有上世纪图书馆常用的插放借书卡的纸袋,上面印有“爱护人民财产,按期归还图书”字样。借书卡上的登记显示,这本书只借出过三次,前两次分别为1967年5月29日、1967年12月30日,在还书日期栏内盖着“已还”章。第三次借出日期为1969年8月9日,还书日期是用号码机盖的,1977年7月5日,这一次是借出近八年之久才被还回图书馆。那么这本书经历了什么?那位叫王宜白的借书人又经历了什么样的命运?我不知道,但我试图通过自己的猜测来描绘这段历史。

这本书出版后,何时进入青海这家研究所的图书馆,我已经无法去猜测了。她第一次被借出的1967年,正值文革进入第二个年头。那个动乱的年代,在“破四旧”的名义下,很多古今中外的书籍被付之一炬,图书馆里能够保存的除了革命领袖的著作外,鲁迅作为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,他的书也被大量地保存了下来。但文革开始后,大多数人已经陷入了疯狂的造反中,或者斗别人,或者被别人斗,没有多少人有兴趣到图书馆借阅书籍,所以这本书在1967至1977年的十年中,只借出过3次。

这位第三次的借书人王宜白,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?我想他应该是这家研究所的工作人员,也许是一位年富力强的中年知识分子,也许是一位德高望重的老科学家,还有可能是这家研究所的行政领导干部,这本书应该是他借来用业余时间阅读,从鲁迅那儿寻找答案,借以认清当时的政治形势,然而,不久之后,他可能被作为“反动学术权威”或者因为家庭出身、历史问题等被批斗、抄家,王宜白本人失去了人身自由,书也被锁入空房,春去秋来,八易寒暑,随着“四人帮”被打倒、文革结束,王宜白很快也被平反,恢复工作,抄家时被抄走的物品发还本人,王宜白又见到了这本借来近八年的书,1977年8月9日他到单位上班时将这本书归还图书馆。

一晃四十年过去了,这本书还在,当年的借书人王宜白还健在吗?他后来过得怎样?我在网上搜过,但是找不到一点青海王宜白的信息。也许他只是一位普通的知识分子,像当年许许多多没有留下痕迹的普通人一样,默默地生活着,最后又默默地告别这个世界。

这本书后来又是如何流出的呢?王宜白将书还回图书馆后,再没有被借出的登记。也许这个单位后来不存在了,因此这本书就此流向外面的世界。也许是图书馆把她作为旧书剔除出去,流入到旧书市场了。那么这四十年间,她又到过多少个城市、曾经属于过多少个新的主人,从青海到江苏,数千里之遥,她又如何辗转而来,我不得而知。我只知道,她现在静静地躺在我的书柜中,从此我们将长相厮守,不离不弃,一起慢慢变老。  (作者:唐泉春)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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